□ 杜宇玮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新的比较优势。充分挖掘并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对于拉动现代经济增长、促进专业化分工、虹吸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至关重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新的比较优势，它是指在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推进国内市场容量、规模和结构的成长，拉动现代经济增长、促进专业化分工、虹吸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

　　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关键在于扩大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规模。从需求侧因素来看，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其中，消费是基础，消费增长可以促进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消费需求增加在导致消费品生产部门扩大投资的同时，也对其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形成新的投资需求，从而投资也会增加。同时，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加，还会产生“本土市场效应”，即随着某种产品的国内市场规模扩大，这种产品的出口优势也会增大，从而可以促进出口增长。另外，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活动的速率和方向，高速成长且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能够支撑本土企业对全球创新资源的配置、利用与整合，从而产生集聚创新要素的“虹吸效应”。

　　然而，从我国现实来看，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因素，致使有效需求规模不足，进而制约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

　　外向型经济下，国内居民消费水平不足。由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规模，是影响有效需求规模的首要因素。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是以“高出口、高投资和低消费”为主要动力的。在出口导向型模式的低成本竞争条件下，国内工人的工资收入水平难以显著提高，从而直接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形成消费遏制效应。结果，以消费需求为核心的内需规模不足，不仅无法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而且也无法为创新主体提供足够的技术创新的预期收益空间，导致未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经济内生增长和创新激励机制。

　　开放条件下，本土商品市场竞争力不足。一个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需求规模，强调的是对本土商品而非国外商品的消费需求。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资企业进入和贸易壁垒的降低，使得国内消费者可以在本土或外国的商品和服务之间作出选择。居民收入增长固然可以促进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但是，由于我国许多本土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声誉逊于外国商品和服务，收入增长所带来的消费高级化容易导致消费外流。近年来兴起的“海外购物热”“海外代购”等现象都说明，中国居民消费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带动了对国外高端消费品的需求增加。相对而言，本土产业却未能获得足够的“本地市场效应”和“需求引致创新效应”，导致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

　　收入差距大，对创新产品的需求不足。收入分配结构决定的需求结构，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有效需求规模。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有效需求规模形成的重要支撑。这是因为，中等收入群体具有较好的经济能力和较高的消费倾向，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是内需成长的生力军。从创新角度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会降低一国研发投入，从而损害其自主创新能力。目前，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仍然处于高位，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有限，这就容易制约其对高科技、高质量创新产品的需求能力，减少其对创新产品的需求规模，从而降低创新活动的预期收益，最终抑制宏观层面经济和产业的创新发展。

　　如何立足和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不断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创新，培育中高端消费市场。有效需求规模的扩大，离不开较大规模中高端市场需求的支撑，中高端市场的容量是决定一国的产业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应从居民收入、产品创新、财政与信贷政策、消费补贴、社会保障与就业、培育消费热点与开拓农村市场等多个层面着力，激发潜在市场需求，推动居民消费需求水平不断升级。目前出台的许多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举措，主要解决的是“钱怎么花”和“钱不便花”的问题。实际上，培育中高端消费市场，最为关键的是解决“钱不够花”和“钱不敢花”的问题。一方面，要按照城乡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要求，通过扩大就业、建立合理的分配秩序和再分配政策，切实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特别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着力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拓宽保障的覆盖面，提升保障水平，降低城乡居民过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推动公共产品建设和产业投资的制度创新，促进和优化投资需求。首先，要继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以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建设为抓手，统筹规划机场、高铁、港口和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完善科教文卫、生态环保等民生性公共设施建设，进而提升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其次，要提升新兴产业和软投资比重。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和现代服务业投资，加大制造业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等技术改造更新的投资力度。再次，要引导促进外资和民间投资的有序增长。落实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开放政策，通过项目引导、协助研发、分散风险、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公共平台建设，鼓励民间资本投向实体经济和价值链高端环节，避免民间投资“脱实入虚”。最后，要提高投融资政策效率。有效整合工业类、科技类、创新人才类等财政专项资金，增强资金分配使用的规范性。灵活运用最新金融政策改善融资结构，降低投资杠杆率，通过股权投资和“债转股”，增加市场化主体在企业债中的比重。

　　推动消除国内市场分割的制度创新，促成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市场一体化发展意味着各区域之间要互相协调，共同清理阻碍商品和要素合理流动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打破区域性市场壁垒，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加强区域间市场服务功能的完善与合作。对于商品市场一体化，需要通过加快国内各类专业市场体系的整合与提升，构建现代化、国际化、规范化、高端化的专业大市场，促进商品在区域间充分自由流动。对于要素市场一体化，需要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融资体制、能源供给等方面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同时，通过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制度网络，打破行政边界，实施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一体化，促进要素在区域间的充分自由流动。最终，在一体化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资源和强大的动力源泉。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区域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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